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文学是一种大众的幸福事业……”
作者:阅读推广委员会发布时间:2010-10-13
 

"文学是一种大众的幸福事业......"

 "文学疗愈"论

徐 雁 聂凌睿 蔡思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江苏南京,210093)

 

文  摘  本文依据文艺批评、接受美学和阅读学的原理,揭示了"文学即人学"的本质内涵,通过列述出自台湾、香港和大陆内地的"文学好书榜"书目,举例说明了阅读"文学好书"的一般人文价值和特殊心理疗愈效用;认为文学阅读推广,尤其是深入阅读"文学好书",是构建一个人"内心和谐"、一个家庭"文教氛围"乃至一个社会"终身学习习惯"和"文化素质教养"的重要精神文明举措,关系到一个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乃至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

关键词   内心和谐   文学好书榜   文学疗愈    

 

  四年前的八月六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病房致贺季羡林95周岁生日时,季先生进言道:"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

  期待执政者致力于"提高人的素质",以增强人的"内心和谐"--原来这是老病在身的大学者给国家总理的"献策",也是这位爱国大学者对当今"国是"的最后一声疾呼!

  人自呱呱落地以后,总要经历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因此,因童年痛苦而致的种种郁闷,因青春迷惘而致的种种纠结,因壮年落魄而致的种种心理失落,还有因头脑无知而致的种种失悔,因思想偏见而致的种种遗恨,或因人的个性而与社会发生的龃龉冲突......面对一个功利当头的纷争不断的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冲突,功名与利益的对立,似乎人世间有着太多的不快情绪和失意心理,如梦如魇,缠人不休,影响着生活的和谐美好。为此,季先生以毕生的阅历和思考,指出了通过"提高人的素质",以增强人的"内心和谐"这一条心灵捷径。

  南宋诗人尤袤说过:"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培根在《论知识》一文中,也曾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当你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读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他认为,"求知可以改进人的天性","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开编喜自得,一读疗沉疴。"(王安石诗句)可见中外有识之士都认为,读书,在求知、受教、释疑的信息和知识功用外,还有调平性情、引导心理、抚慰精神的特定作用。

1   文学即"人学",是"人类灵魂的表现"

  高尔基于1928年提出"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因其内涵深刻而又表述简明的特质,受到欢迎和认同。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实践检验,如今对其涵义基本上形成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共识:

  一、文学描写和表现的中心对象是"人"。

  二、文学的服务对象也是"人"。文学创作源出于"人",文学描写和表现的中心对象是"人",其作品的一切都应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

  三、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在文学创作中就应该充分肯定"人"的本质力量,就应该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的真谛,这应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学思想原则。

  "文学"乃"人学"这一命题的确立,无可辩驳地表明了它是一种用文字来描摹、概括和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典型事物场景,以典型性地反映或重现人类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艺术形式。文学创作来源于人类社会生活,又须高于生活,它得力于作者的语文艺术、生活积累乃至思想感情色彩的生动表达,其终极关怀,乃是在于对世道人心发生影响。这与中国儒家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是一致的。

1.1   "事物的文学背景愈丰富,愈足以温暖陶泽人的心情"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认为:"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中学得他们的人格"。[①]而要读书学做贤人正士,在林林总总的读物中,以文学作品为先,更以"文学好书"为优选。

  曾因1957年在中国大陆传播"文学即人学"观而遭致政治性批判的钱谷融,在回顾自己的阅读史时表示,小学五年级前后首次读到了《三国演义》,便对小说发生了莫大兴趣:"先是尽量把家里的小说书找出来看,接着就向学校图书馆和熟识的亲友去借。虽然我在小学时代所读的小说(差不多都是旧小说),除了《水浒》等少数几种以外,价值都不高,不是很值得读的。但它们却培养了我读小说的兴趣,以后我之所以会走上学文学的道路,跟这些书本给我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他说:

  "单就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文言文的能力这一点来说,恐怕把语文课本中的所有文言文加在一起,也及不上一部《三国演义》的作用......它所给予我的最大的影响,主要也是在于思想感情和人生态度这方面,文字方面虽也给了我不小的影响,但毕竟是次要的......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能够使你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产生出好恶爱憎的感情。这种感情,直通你的心灵,深入你的骨髓,将熔铸到的整个品性和人格中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在你今后的处世行事中都会发生作用。"[②]

  现代科普作家贾祖璋(1901-1988年,浙江海宁人)早年在私塾就读时,就把《三字经》、《千家诗》、《论语》、《孝经》之类背诵烂熟,后经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之后,在夏丏尊、陈望道的教导下,接受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影响,又掌握了英、日两国语言,加上曾经在商务印书馆标本部担任检验员的实践,为他从事以生物学为主体的科普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当1930年他完成了《鸟与文学》一书后,夏丏尊推介说:

  "事物的文学背景愈丰富,愈足以温暖陶泽人的心情,反之,如果对于某事物毫不知道其往昔的文献或典故,就会兴味索然。故对于某事物关联地来灌输些文学上的文献或典故,使对于某事物得以扩张其趣味,也是青年教育上的一件要务......"[③]

  诚然,在中外古今林林总总的书籍中,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剧、小说,读者的目光都可能被其具体、生动、典型的形象所吸引,并在心灵上发生理解、感染、共鸣、领悟乃至移情等一系列审美情绪。阅读中外文学,尤其是其中经历了一定时间长度和相当空间跨度的检阅过的"文学好书",读者在人生经验、温情、信念、慧见和启迪等心智上的收益,将是丰富和多元的。

  因此,美国当代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约翰·契弗(John  Cheewer,1912-)在1979年10月9日在芝加哥一次集会上发表意见说:"文学是一种大众的幸福事业,大众的幸福事业应该时时存在于我们的良知之中。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没有文学,我们就不可能了解爱的意义",因此,"热爱生活,热爱人与人的交往",[④]是一个作家生活与创作的人生准则。

1.2   人生的成败得失,往往都会在文学书籍中得到典型性的再现

  试以自传体小说为例: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以20世纪20年代北平城南为时空背景,借助学龄女童英子懵懂好奇的眼光,来打量和叙述生活在胡同中的居民的悲欢离合。作品除了引领读者深省乱世中如"妞儿"、"宋妈"、"兰姨娘"、"疯子秀贞"乃至"小偷"等草根人物的悲苦命运,在教人感受世道真相的同时,亦教人以坦然面对复杂人生的智慧。

  郑丰喜的《汪洋中的一条船》,通过对天生残障的主人公艰难生存和求学、自求多福的克难奋进历程,启迪着人们在逆境中,应如何发扬人性的尊严,在搏取个人光明前途的同时,做一个为社会有用的人。因此读此书,将教会无论是不幸残障的还是肢体健壮的人士,更加珍惜自己的人生。

  再以创作类小说为例:

  如果说钱钟书的《围城》,揭示了一个没有信念、毅力和追求的学龄男生方鸿渐,因学业失败而致婚恋失败、职业失利的人生悲剧的话;那么,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则展现的是一个学龄女生王琦瑶,在辍学之后,以美貌换浮华、用青春赌明天的人生惨剧。

  通过作品的发行传播和读者的阅读接受,《城南旧事》中的"英子"成为了明慧女童,《汪洋中的一条船》中的"我"成为了励志少年类的"正面典型";而《围城》中的"方鸿渐",《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则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中应引以为鉴的"反面典型"。

  可见,在文学作品中,人生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往往都会得到典型性的文学形像再现,而善读书者,也就是要善于汲取作品所内涵着的作家想要表达于世的人生智慧。

1.3   钱谷融、谢冕、杨绛、王一方的"文学好书"观和"文学疗愈"论

  钱谷融在回顾自己小学生时读《三国演义》的经历时还指出"它所给予我的最大的影响,主要也是在于思想感情和人生态度这方面"。[⑤]

  他还体会到,那些能强烈吸引、深刻打动他自己的小说,常常使他"超越平凡的现实生活,摆脱肤泛琐屑的感情的纠缠,使我的心灵得到升华和提高"。他认为,"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乃是"文学好书"的品质内涵。[⑥]

  谢冕认为,"知识、修养、技能、品格,书籍不仅给你以服务的能力,生存的动力,同时还铸造你的灵魂,最后改造你的人生......读书可谓是人生的第一紧要了"。[⑦] 他指出:"我们所指读书,总是以其优好品质得以流传一类(的书为对象),这类书对人的影响总是良性的。我之所以常感读书幸福,是从喜爱文学书的亲身感受而发。一旦与此种嗜好结缘,人多半因而向往于崇高一类,对暴力的厌恶和对弱者的同情,使人心灵纯净而富正义感,人往往变成情趣高雅而趋避凡俗。或博爱,或温情,或抗争,大抵总引导人从幼年到成人,一步一步向着人间的美好境界前行"。[⑧]

  他还指出,文学"涉及文学对人及世界的认知、启悟、感染及教化诸方面",作家写作的终极关怀,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将于世道人心有用"。[⑨]他以中外名著为例缕述道:屈原写《离骚》"用香草美人表达美好的理想,用萧艾小人表达丑陋和阴谋,在他哀怨的反复咏叹中,道出了至今让人为之感动的永恒的意义。"歌德前后用六十年时间完成的史诗性作品《浮士德》,通过主人公一生的奋斗,"强调不断追求探索的行动精神",莫泊桑从《羊脂球》到《项链》中的故事,"莫不引导读者认识那潜伏在人物关系背后的用心。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虚荣贪婪的鞭笞,都受到了良心和道义的驱谴",而安徒生《卖火柴的女孩》和《皇帝的新衣》,分别传达了"对于贫穷无助者的友爱和同情"以及"对于虚荣和奢侈的嫌恶"的深刻用意。[⑩] 

  杨绛则说,作者写小说,也就是"要读者置身于他虚构的境地,亲自领略小说里含蕴的思想感情;作者就把自己的感受,传到读者心里,在他们心里存留下去"。[11]

  她曾专文解析英国作家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道,该书写"女主角的偏见怎样造成,怎样消释,是从人物的浮面逐步深入内心,捉摸他们的品性、修养和心理上的种种状态",作者并不正面教训人,"只用她智慧的聚光灯,照出世间可笑的人、可笑的事,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探索怎样才不可笑,怎样才是好的和明智的",从而启发读者的"深思"。[12]

  她又曾评论"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道,主人公是一个"安于现实而满足于自己的流浪汉",其种种可笑行径"不能令人尊敬爱慕,只能博得宽恕和同情",她认为:"读书如阅世。读了《吉尔·布拉斯》可添加阅历,增广识见,变得更聪明更成熟些。即使做不到宠辱不惊,也可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因为失意未必可耻,得意未必可骄。" [13]

  当代知名医学人文学者、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王一方认为,至少对于一个从事医学工作的人来说,文学阅读具有丰饶的精神收获,因为它"是走向澄澈、走向纯粹,甚至神圣的精神之旅",他认为,小说的文学叙事和主人公命运可以帮助读者解决以下问题:(1)对待生与死的超验理解(豁达与领悟);(2)生活目的、意义的理解与驱动;(3)生活、职业使命认定与选择;(4)生命神圣性的认同;(5)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选择(舍与得);(6).利他主义(人类)情怀;(7)理想主义的豪迈与姿态;(8)悲剧意识(悲天悯人)。

  昔贤云:"读有字书,识无字理"。经受住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检视考验的"文学好书"的作者,必然是社会生活中的智者,而读者则要善于在文学阅读中加以汲取和消化。

1.4   "一本好书就像一株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的果树......"

  人生读书识字始,由识文断字而鉴文赏章,书籍是有力量的,它足以悄然改变人的知识结构,并通过知识结构的改变来改良人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的改良,乃是一个人性格改善的基础,而性格则是可以决定人命运的"东西"--一种融合了判断力的"情商",一种体现着选择力的"胆商"。

  文以载道,言为心声。文学既然是作家内心情感的文字倾诉,那么,其诚挚亦必能感动人心,并终获读者中的知音人。而"文学好书",尤其是其中的诗文、传记佳作,更是书林的奇葩,学海的精华,是智者才士的心智奉献,也是凡人如我辈益智进补的心神养料。

  谢冕体会到:"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他指出:"我们所指读书,总是以其优好品质得以流传一类(的书为对象),这类书对人的影响总是良性的。我之所以常感读书幸福,是从喜爱文学书的亲身感受而发。一旦与此种嗜好结缘,人多半因而向往于崇高一类,对暴力的厌恶和对弱者的同情,使人心灵纯净而富正义感,人往往变成情趣高雅而趋避凡俗。或博爱,或温情,或抗争,大抵总引导人从幼年到成人,一步一步向着人间的美好境界前行。"

  钱谷融也曾表示,书籍永远是我们可靠的良伴,"一个人早年养成的习惯,往往会影响一辈子"。正是喜欢读书的习惯,"帮助我较容易地度过了几十年的艰难岁月,也开阔了我的眼界。"为此他郑重建议,青年人应多阅读适合于自己兴趣和水平的"古今中外已有定评的名著",这样"既可避免接触过分不健康的东西",同时也最有利于建立起"自觉读书、爱好读书"的良好习惯。

  诚然,读书并非易事。中外文学书林中的良莠不齐,好坏杂陈,正如人海中之有善人好人和歹徒坏蛋,这完全是由社会生态决定的。因此,瑞士学者希尔泰说:"坏书是带有知识性的毒药。"法国文学家雨果则说:"读坏书的,总免不了受坏影响。"法国学者孟德斯鸠也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有名作者的一本坏书,更能阻碍认识的进步了。"

  因此,站在读者立场,在价值观上该首要明辨的,便是孰为"好书", 孰为"坏书",以及如何在浩如汪洋的书海中择优、选宜而读。

  台北尔雅出版社发行人、著名作家隐地(柯青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读者接受角度,对"好书"与"坏书"给出了一个对比性的标准。他说:

  "一本读了使人觉得心灵充实的书是好书,一本读了使人行为堕落的书是坏书;一本读了使人同情、使人产生爱心的书是好书,一本读了使人残暴、使人狠毒的书是坏书;一本好书读后使人辨别是非、分得出好歹,一本坏书读后使人混乱了价值观且自以为是而不知止"[14]

  何谓"好书",在外国文坛上也从来不乏名家探讨之语。在英国,有史蒂文逊说:"好书无不宣扬好的道德"。柯尔律治也说:"一本好书就像一株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的果树。它不是结一次果,而是年年如此......"。在美国,阿尔科特则说:"人们怀着期望打开、带着收益合拢的,就是好书。"虽然众说纷纭,但皆有参考之价值。

1.5    如何慧眼发现书林学海中的"文学好书" ?

  钱谷融曾郑重建议,青年人应多阅读适合于自己兴趣和水平的"古今中外已有定评的名著",这样"既可避免接触过分不健康的东西",同时也最有利于建立起"自觉读书、爱好读书"的良好习惯。但对于不同知识层面和文化水准的读者来说,面对良莠不齐、好坏杂陈的中外文学书林,确实常常感到目眩神迷,无从选择,因此如何对症导读,便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必要。[15] 那么,在书林学海中,如何才能在目标上慧眼锁定"文学好书"呢?

  台湾学人胡建雄提出,寻找和发现"好书",通常可以利用报纸的"读书"、"开卷"副刊、专门的书评书目杂志乃至出版社的出书目录和广告等有关媒体资料,以及被报章杂志公开评介的书籍。他认为:"一本值得写书评的书,即使不算一流作品,也多少有它的价值和影响力。我们可以从书评中了解它的优点、缺点,并可得到系统的理论知识与概念,提高自己阅读的水准。"

  曾执教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彭歌则认为:"书目不及书评之有‘可读性';但书目在指导阅读的作用上,实不下于书评。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书目的效益远较书评为大。" [16]

  按:彭歌个人经验的重要来源之一,与其早年翻译美国图书馆学家、伊利诺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图书馆学研究所所长唐斯博士(Dr.Robert B.Downs,1903年5月25日-1991年2月24日)的名著《改变历史的书》(纽约新美国图书馆出版公司1956年版)有关。该书问世后,曾被美国许多大学"现代文明"课程选用为主要教科书)。

  1967年8月开始,彭歌鉴于该书不仅有价值,而且"对读者有开拓求知的领域,提高读书的兴趣之益"而动手翻译,并交由杂志先期发表,随后由林海音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在1968年出版单行本,引起读者轰动和市场畅销效应,仅在台湾重印就达到六十多版次,并被有的大专院校选用为教学研究的指定参考书。

  唐斯博士在原版序言中总结指出,这"改变历史的十六本书"的作者的基本共性是:"多出于不妥协的独立分子、激进派、革命者、宣传家,以及具有狂想的人。这些书就其文字风格而言,有些的确应归于写得很‘坏'的书......这些书的影响有好也有坏,由此可见,书亦犹人,是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17]

  刘真在《好书书目》序言中说,"书目"的功用有如"食谱","依照食谱烹调食物,多能符合营养的原则。同样,学者专家们所开列的书目,自然亦可视为选择书籍足资信赖的标准......须知中学这一阶段,同学们一定要由教科书和课外读物两方面奠定主要学科的基础,其中尤以语文一项最为重要,必须多下功夫,切实学好追求新知的工具。"[18]

  王余光在《关于推荐书目》中说,"古今图书浩如烟海,每个初学者都会遇到一个从何涉足的问题。得其门径则事半功倍,失其要领则劳而无功,所以从古到今有成就的学者,都非常注重读书方法。一部好的推荐书目就能起到指导阅读、指示门径的作用。"[19]

  综合胡建雄、彭歌、刘真、王余光们的建议,则近二三十年来问世的各种"文学好书榜",足可为读者和阅读推广活动提供首选佳作。

2   1980-2010:近三十年来"两岸三地"的"文学好书榜"推介  

  在中国学术宝库中,目录学,尤其是推荐书目素有传统。面对"书籍之多,千倍于古"(陆世仪语)的书林学海形势,在元、明、清三代,有程端礼制订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陆世仪提出了《十年诵读、十年讲贯、十年涉猎书目》、李颙口授了《读书次第》、张之洞主编了《书目答问》;民国年间,面对"西学"的浩荡恣肆,梁启超、胡适、章太炎、鲁迅、汪辟疆、钱穆、张舜徽先生等,都曾发表过名目各异的"国学书目"、"举要书目",其继承和弘扬华夏传统的人文宗旨昭然可揭。

  就文学门类的专门书目而言,也有吴虞所编《中国文学选读书目》(1923年)、王浣溪所编《中国文学精要书目》(1930年)、傅熊湘所编《中学适用之文学书目》、王熙元所编《中国文学基本书目》、汪辟疆所编《十部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1942年),以及季羡林主编《中外文学书目答问》(乔默、江溶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南开大学中文系编《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阅读书目》(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

  在西方,则有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毛姆(1899-1961年)开列的为其个人所喜读的"欧美文学书目",美国作家海明威(1874-1965年)开列的"为提高艺术水平"的文学阅读书目,美国专栏作家费迪曼在《一生的读书计划》中提出的"西洋名著百种",以及美国国家人文科学促进委员会公布推荐的一份《中学生必读文学著作书目》等。

  下面展示的是近三十年来,台湾、香港和大陆"两岸三地"有关文教单位,各自以专家评选或读者票选方式遴选出来的现当代中国文坛的"文学好书榜":

2.1  台湾:"中学生当代小说、散文、诗歌类必读好书"

  1980年,台湾教育行政机关认可并推荐了台中明道中学图书馆针对高中学生程度编选的《好书书目》,其中当代小说类依次为:《张爱玲小说集》、林海音《城南旧事》、司马中原《荒原》、朱西宁《铁浆》、白先勇《台北人》、黄春明《锣》、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鹿桥《未央歌》、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和钟晓阳《停车暂借问》、廖辉英《油麻菜籽》、《台北人》、钱钟书《围城》、沈从文《边城》、古华《芙蓉镇》、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张大春《公寓导游》、黄凡《慈悲的滋味》、小野《蛹之生》、吴念真《特别的一天》、朱天心《我记得......》、保真《森林三部曲》、纪刚《滚滚辽河》和尔雅出版社编辑的"年度小说选";

  散文类依次为:朱自清全集、徐志摩全集、梁实秋《雅舍小品》、琦君《三更有梦书当枕》、王鼎钧《碎玻璃》和《左心房漩涡》、子敏《小太阳》、陈之藩散文集、余光中《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杨牧《叶珊散文集》、三毛《撒哈拉的故事》、张晓风《我在》、蒋勋《今宵酒醒何处》、吴晟《农妇》、喻丽清《蝴蝶树》、刘侠《杏林小记》、陈幸蕙《把爱还诸天地》、张曼娟《缘起不灭》、西西《花木栏》、陈义芝《在温暖的土地上》、古蒙仁《黑色的部落》、林清玄《宝瓶菩提》

  此外,还有纪弦《晚景》、《郑愁予诗集》、余光中《白玉苦瓜》等十四种当代新诗集。[20]

2.2  北京:"中学生中外文学名著必读书目"

  1990年,中国国家教育部修订后颁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定了"中学生必读中外文学书目"。

  其中初中阶段为十种,依次为:吴承恩《西游记》、施耐庵《水浒传》、鲁迅《朝花夕拾》、冰心《繁星》和《春水》、笛福《鲁滨孙漂流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罗曼·罗兰《名人传》、高尔基《童年》、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高中阶段为二十种,依次为:《论语》、罗贯中《三国演义》、曹雪芹《红楼梦》、鲁迅《呐喊》、郭沫若《女神》、茅盾《子夜》、巴金《家》、曹禺《雷雨》、钱钟书《围城》、朱光潜《谈美书简》、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歌德谈话录》、雨果《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列·托尔斯泰《复活》、《普希金诗选》、海明威《老人与海》、《泰戈尔诗选》。  

2.3  台湾:"1949-1989四十年来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籍"

  1990年,由台湾《中国时报》"开卷专刊"组织读者票选成榜,共计四十种。依次为:

  郑丰喜《汪洋中的一条船》、邓克保《异域》、鹿桥《未央歌》、三浦绫子《冰点》、李察·巴哈《天地一沙鸥》、金庸作品、龙应台《野火集》、三毛作品、王蓝《蓝与黑》、张曼娟《海水正蓝》、李奥·巴士卡力《爱、生活与学习》、《罗兰小语》、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梁实秋《雅舍小品》、朱秀娟《女强人》、琼瑶作品、藤子不二雄《小叮当》、王鼎钧《开放的人生》、小野《蛹之生》、倪匡《蘅斯理传奇》、徐志摩作品、廖辉英《不归路》、朱自清作品集、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萧丽红《桂花巷》、叶宏甲《诸葛四郎》、敖幼祥《乌龙院》、罗家伦《新人生观》、蒋梦麟《西潮》、吴静吉《青年的四个大梦》、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林清玄菩提系列"、艾科卡《反败为胜》、白先勇《台北人》、无名氏《塔里的女人》、席慕蓉《无怨的青春》、鲁迅《阿Q正传》、林语堂《京华烟云》和皮尔《人生的光明面》。

2.4   香港:"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

  1999年,面向全球华人社会发行的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组织来自全球14位文学名家评选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依次为:

  鲁迅《呐喊》、沈从文《边城》、老舍《骆驼祥子》、张爱玲《传奇》、钱钟书《围城》、茅盾《子夜》、白先勇《台北人》、巴金《家》、萧红《呼兰河传》、刘鹗《老残游记》、巴金《寒夜》、鲁迅《彷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陈映真《将军族》、郁达夫《沉沦》、李劼人《死水微澜》、莫言《红高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阿城《棋王》、王文兴《家变》、韩少功《马桥辞典》、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张爱玲《半生缘》、老舍《四世同堂》、高阳《胡雪岩》、张恨水《啼笑因缘》、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金庸《射雕英雄传》、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金庸《鹿鼎记》、曾朴《孽海花》、赖和《惹事》、王祯和《嫁妆一牛车》、柏杨《异域》、唐浩明《曾国藩》、锺理和《原乡人》、陈忠实《白鹿原》、王安忆《长恨歌》、李永平《吉陵春秋》、王力雄《黄祸》、司马中原《狂风沙》、浩然《艳阳天》、穆时英《公墓》、李锐《旧址》、徐速《星星·月亮·太阳》、锺肇政《台湾人三部曲》、杨绛《洗澡》、姜贵《旋风》、孙犁《荷花淀》、西西《我城》、汪曾祺《受戒》、朱西甯《铁浆》、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贾平凹《浮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徐枕亚《玉梨魂》、施叔青《香港三部曲》、林语堂《京华烟云》、叶圣陶《倪焕之》、许地山《春桃》、聂华苓《桑青与桃红》、王蓝《蓝与黑》、柔石《二月》、徐訏《风萧萧》、古华《芙蓉镇》、台静农《地之子》、林海音《城南旧事》、张炜《古船》、刘以鬯《酒徒》、鹿桥《未央歌》、张洁《沉重的翅膀》、师陀《果园城记》、戴厚英《人啊,人!》、王小波《黄金时代》、刘恒《狗日的粮食》、张系国《棋王》、黄凡《赖索》、苏童《妻妾成群》、李碧华《霸王别姬》、李昂《杀夫》、古龙《楚留香》、琼瑶《窗外》、苏伟贞《沉默之岛》、梁羽生《白发魔女传》、朱天心《古都》、陈若曦《尹县长》、张大春《四喜忧国》、亦舒《喜宝》、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施蛰存《将军底头》、倪匡《蓝血人》、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余华《活着》、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林斤澜《十年》、无名氏《北极风情画》、二月河《雍正皇帝》。

2.5   北京:"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

  1999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邀请社会知名文学研究专家,开展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活动,在终评会主任朱寨、严家炎主持下揭晓,并在《当代》杂志1999年第5期上公布,其中包括:

  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曾朴《孽海花》、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郁达夫《沉沦》,叶绍钧《倪焕之》、张恨水《啼笑因缘》、茅盾《子夜》、老舍《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巴金《家》、萧红《呼兰河传》、杨沫《青春之歌》、沈从文《边城》、钱钟书《围城》、张爱玲《传奇》、柳青《创业史》、孙犁《白洋淀纪事》、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茹志鹃《百合花》、林海音《城南旧事》、白先勇《台北人》、陈映真《将军族》、金庸《射雕英雄传》、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古华《芙蓉镇》、阿城《棋王》、张承志《北方的河》、路遥《平凡的世界》、莫言《红高粱家族》、张炜《古船》、宗璞《南渡记》、汪曾祺《蒲桥集、陈忠实《白鹿原》、王蒙《活动变人形》等52部小说;还有《南社丛刻》、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郭沫若《女神》、《志摩的诗》、《望舒草》、闻一多《死水》、陈梦家编《新月诗选》、辛笛等《九叶集》、臧克家《烙印》、查良铮《穆旦诗集(1939-1945)》、冯至《十四行集》、田间《给战斗者》、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组诗)、《郭小川诗选》、《北岛诗选》、《余光中诗选》和舒婷诗歌;冰心《寄小读者》、《繁星》,鲁迅《呐喊》、《彷徨》、《野草》、《鲁迅杂感选集》,胡适《尝试集》,周作人《雨天的书》、朱自清《背影》、丰子恺《缘缘堂随笔》、沈从文《湘行散记》、何其芳《画梦录》、艾芜《南行记》、师陀《果园城记》、韬奋《萍踪忆语》、梁实秋《雅舍小品》、萧乾《人生采访》、巴金《随想录》、《傅雷家书》、杨绛《干校六记》等;夏衍《包身工》和《上海屋檐下》,以及郭沫若《屈原》、吴祖光《风雪夜归人》、《曹禺剧本选》、老舍《茶馆》、田汉《关汉卿》、《阿诗玛》(李广田、公刘整理)等。

2.6  南京:"1979-2009三十年间最好的长篇小说"书目

  2010年3月,由江苏省作家协会《钟山》杂志编辑部组织十二位作家、学者投票选出依次是:陈忠实《白鹿原》、王安忆《长恨歌》、阿来《尘埃落定》、张承志《心灵史》、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刘醒龙《圣天门口》、贾平凹《废都》和《秦腔》、莫言《生死疲劳》、王蒙《活动变人形》和李洱《花腔》(还有该书目公布后,网上读者集中提名可与《白鹿原》排在同等位置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3   "文学好书"是人体增知益智补品,更是安心宁神良药

  "阅读疗法"(bibliotherapy)一词源出于希腊语,由"图书(biblion)"和"治疗(oepatteid)"合成而来。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阅读某种具有内容针对性的图书,以实现病态身心疗愈的一种方法。其中文学阅读,最具潜移默化的"疗愈"功效。

  修身养性,读书明理,心身俱健,知行合一,是开卷读书的宗旨所向和本质所系。因此,借助阅读来疗治人类某种精神缺失和心理疾患,早已被古今中外有识之士所体悟和认识,并被当作一种宝贵的精神滋补资源。据说古埃及底比斯有个图书馆的入口处就镌刻着"疗治灵魂之地"的警句,而汉代目录学家刘向则认为"书犹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陈永国在题为《文学与身体:为什么写作?》的文章中指出:

  "文学能够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这种说法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柏拉图的文学观时,曾提到文学具有健康的心理作用。而就‘悲剧'而言,它能清除过度的恐惧和怜悯。朗吉弩斯也认为,文学能够培养读者的崇高情操,升华和纯化他们的感性。而在德勒兹看来,文学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生存困境中发现一个出口,一条逃亡路线,一个医治创伤的途径......"[21]

  现代心理学则告诉我们,包含交往、权力和成就等主要成分的"社会性需要(social need)",源自于人类群体性的特性而为个人生活所必需,"如果这类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使个人产生焦虑、痛苦等情绪",再如"长时间的孤独隔离,会产生突然的恐惧感和类似忧虑症发作的情感"等等,[22] 这些人与社会关系的普遍或特殊性矛盾,常常是人类个体所困惑和烦恼的所在,所以也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刻意描述和探讨的"东西"。

  无庸置疑,站在现代医学角度来看,所谓"文学阅读"的"疗愈"功效,大抵上主要针对的是"心病",为此,论者撷取中外古今若干案例,来具体说明一下文学阅读之可能发生的身心疗愈功效。

3.1   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胡仔、陆游:"不知疾之在体"的悦读体验

  "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适意遂志、富而且贵的生活,是读书人心理上个个所欲所求的目标,但人生是否真能富贵如意,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宋代,不乏文学名家发表有关"文学疗愈"的生命体验,现随读书偶得,掇拾如次:

  欧阳修(1007-1073年)曾自述读书体会云:"闲居平日,以养思虑,故曰‘斋'。每遇体之不康,则取《六经》、百氏若古人之文章诵之。爱其深博闲雅,雄富伟丽之说,则必茫乎以思,畅呼以平,释然不知疾之在体。"

  王安石(1021-1086年)早年在浙江鄞县任上,为送别友人石赓作有一诗,其中有"虚名误长者,邂逅肯经过。所操十余篇,浩荡决江河。侧身朝市间,乐少悲渐多。文章旧所好,久已废吟哦。开编喜自得,一读疗沉疴......"之句,写出了其彼时彼地的珍贵读诗体验。

  黄庭坚(1045-1105年)在《与潘邠老帖》中写道:"......得示诲及新文,匆匆中疾读,已觉沉疴去体。"

  胡仔(1110-1170年)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不觉沉疴去体也。"

  他们都表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见解:开卷有益,悦读释怀,是百年人生自求多福之道,尤其是吟咏具有浩然正气的诗文作品,足以疗治陈疾旧患,养身安心健体。试以陆游(1125-1210年)为个案稍作分析:

  在一个秋夜的读书之暇,陆游作诗云:"门前客三千,帐下兵十万。人生可意事,随手风雨散。不如一编书,相伴过昏旦。岂惟洗贫病,亦足捍患难......",表达了他的一个重要人生感慨:人生的目标常常不以自己的主观追求和努力为转移,因此伴书如友,晨昏阅读,乃是应付贫病患难的人生一术。诗作在沉重感慨对自身命运大无奈的同时,还寄托了对儿辈们造化的深切期待。

  有意思的是,陆游还有诗《山村经行因施药之三》云: "儿扶一老候溪边, 来告头风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药, 吾诗读罢自醒然。"此外,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他还吟有"读书有味身忘老"、"病需书卷作良医"等名句。陆游自认"独有书癖不可医",并在七十岁后仍坚持"蝇头细字夜抄书",他的经历和见解,为我们指示了一个隐身书林学海以自我调适心神的良方。

  总之,欧阳修、黄庭坚、胡仔的"不知疾之在体"论,王安石、陆游的"读诗疗病"论,其宗旨都是以心理和精神的自我疗养、修复和提升为手段,以收"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效果。但也有王波和一些学者批评说,上述诸家之说,以至高濂《遵生八笺》、李渔《笠翁本草》、张潮《书本草》中所具备的一些有关"阅读治疗"的论理,其针对涉及人群不是公众,而是士大夫阶层。对此缺乏民众普适性的不足,其实是与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教育文化层次有密切关系的。说来话长,此处且按下不论。

3.2   焦循、周越然:读道家书后"不知病之何所失"的心理感觉

 

  焦循(1763-1820年)在1790年在书跋中说,他在这年的冬天"患吐血病,虽愈而精气不足",有人就劝他服用补气的中药丸。"余谓以药不若以书,乃留心于道家者流",于是,每天诵读《老子》、《庄子》、《列子》和《(黄帝)素问》,二年后,竟"不知病之何所失也"。后又于寒冬腊月的风雪天,诵读《无能子》和《天隐子》两书,"憧憧之心,颇为之平,乃知却无病之病,更良于却吐血之病也"。

  一个半世纪后,五十八岁的周越然(1885-1962年)在上海时常咳嗽、头痛,此去彼来,反复发作,自谓"常常染病......诸病百出"。他在1943年3月23日写了《书能治病》一文说:"虽每日工作如常,虽每夜睡眠如故,然身不自由,医药又贵,自觉烦恼之极",于是想起了上述焦循"以药不若以书"的故事来,就从其言言斋藏书中取出了焦氏手抄的"道家六种"书来诵读,竟"不觉心平气和,而头痛全停,咳嗽亦几乎止矣"。该文收录在其《版本与书籍》(上海知行出版社1945年版)中。[23]

3.3   朱自清、谢冕:读诗可以"收到陶冶性情的益处"

  1940年,朱自清(1898-1948年)在应邀兼任四川教育局中学语文教研员时,为指导中学生阅读和鉴赏《唐诗三百首》所写的"导言"中说:"有些人在生病的时候或烦恼的时候,拿过一本诗来翻读,偶尔也朗吟几首,便会觉得心上平静些,轻松些",因为"诗是抒情的,直接诉诸情感,又是节奏的,同时直接诉诸感觉,又是最经济的,语短而意长。具备这些条件,读了心上容易平静轻松,也是当然。"

  他还进一步阐发道:"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而吟味欣赏《唐诗三百首》中的作品,足可"收到陶冶性情的益处"。[24]

  谢冕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回忆说,当年在教会办的福州三一中学求学时,每当学校组织郊游远足活动,"家境贫寒的我,既无好衣服,又交不起那些费用,每年的远足我总托词不参加。为免得父母伤心,我这时总把自己关在楼上读书。这时候,那些遥远时代的作品,便成了凄苦寂寞中的慰安。我那时已经找到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我以精神的富足来抵消物质的贫困,诗意的温馨弭平了童年的哀愁。唐诗的知识大约总来自《唐诗三百首》,当然还有《千家诗》"。小时我还读过《幼学琼林》那类启蒙读物,后来则似懂非懂地进入了《古文观止》......这种阅读和欣赏,不仅增加了我的文学修养,而且也默默地影响了我的精神。"[25]

3.4  王安忆、江晓原: "(青年)怎么处理他们的苦闷?还是看书,看文学书......看小说......"

  王安忆在回忆自己的文学来路时说,当她在"文革"中还是一个所谓的"知识青年"时,就读过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她认为"屠格涅夫的东西很诗意的......你会觉得精神上有个逃避的地方"。

  她指出,"文革"那时候,"凡是青年都是苦闷的;凡是苦闷的人,他只有看书。我就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比现在更加有文学性。无论具备何种才能的人(比如科学、技术、体育、绘画),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苦闷?还是看书,看文学书;所有的有志向的人,哪怕志向是和文学背离的,满足自己情感,宣泄自己情感,还是看书,看小说......"[26]

  2002年秋,科学人文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寓地为其《年年岁岁一床书》(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写自序时,曾现身说法道:"30年前,正值‘文革'后期,我那时是一个精神上彷徨无依的‘古典文学青年',白天在一家纺织厂当电工,下了班就沉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以此逃避现实。那时,读卢照邻《长安古意》,其末云:‘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唯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爱其意境,吟咏不绝于口。"

3.5   刘鸿伏:"烦恼时读书,书便如一把梳子......"

  刘鸿伏在题为《读书的心情》中说,人"落寞时读书,便如面对一位不期而遇的故人",所读最好是"野史或浪漫又带点伤感的东西,当然那些明清的笔记也好,蒲松龄的故事也顶好......先是寂寞无聊,不久就沉醉忘形,岂不快哉?"而"失意时读书,书便是一剂疗治心病的好药。一个人难免得失揪心,难免失意时多而快活得意时少......失意太过,就有了心绞痛,治心绞痛,只有两味药,一是忽然就得了意;二是全身心沉醉在书中。选一些轻松的书或者清洁极佳的小说,当然也可以读点庄子或蔡志忠的漫画"。

  他认为,"书是疗心之药,是完全可以让失意的人重新焕发出勇气和力量的,也是可以让你明了如何超越了那份凡俗的痛苦,而升华了灵魂的"至于在高兴愉快时读书,"书便如锦上之花,春天时的风,樽中的酒,筝中的雅曲。愉快是人生的美酒,滋养的成分很高,于身心大有补益。而在愉快高兴中读书,更有扶强补贤之功。最好寻一本归有光的文集来读读,读几篇他的哀情文字......当然也可以读读沈复的《浮生六记》或一些关于秋天的古画",因为"快乐地读哀情之书,是读书人的至境,正如豪宴之上忽遇一味平日想吃而吃不到的家乡小菜,所有的滋味都齐全了。悲苦之间,便有悟道的可能。"

  因此,"烦恼时读书,书便如一把梳子,把你从头到脚梳理一次,在一种麻麻痒痒之中,心情就好起来,渐渐就进了忘忧之境。忘了面对的烦恼,进入书中铺陈构织的风景里去。所以书是可以助人遗忘眼前的不快和逆境,获得抚慰(一种来自前人的慈爱的轻抚),获得梳理之效的。"

  他的基本观点是:"人生需要常常梳理,人的心情更需在读书的忘忧中得到一种超脱,否则,人的心情往往难得平衡和平和。人的烦恼总来自现实生活,而作为高于生活的书本,它总是可以将人的灵魂提升到一定高度的",因为"书可以将你的心境与现实用一道智慧抑或超常美丽的篱笆隔开,是一种缓冲,更是一种无声的温暖的安抚,抚平心上的皱折。"[27]

3.6 隐地、白先勇:"只有文学和艺术作品,可以医治厌倦......"

  白先勇在推介隐地的人生自传《涨潮日》时说,传主"青涩年纪早已饱尝人生辛酸委屈,对父母的怨怼,当然不止车载斗量了,所以要等四十余年,经过了解、理解、谅解的艰难过程,终于与人生取得最后和解,才开始把他心中的积怨与隐痛化成感人文字。对作家隐地来说,这恐怕也是一道必需的疗伤手术。"[28]而隐地自己则表示,通过该书的出版发行,"我希望自己一颗曾经委屈的灵魂,能抚慰更加寂寞的灵魂;毕竟,我们每个人从童年一路走来,所受到的挫折和伤心往事,有谁能数得清说得完啊,每一个中国的孩子都有悲苦的昔往,但愿我们都能忘记忧伤而只要想到明天满地的阳光。"[29]

  他还说,"人生最初的追求,都是希望得到欲望的满足,获得之后却又开始厌倦,这似乎是人类的宿命。只有文学和艺术作品可以医治厌倦。阅读小说,便能进入小说家创造的有趣世界。当你觉得无趣,丢掉小说,换本诗集来读,古今中外的大文豪、哲学家、艺术家陪伴着你,你也会厌倦吗?文学艺术世界有其绝对疗效,让人重新呼吸。倘若我们丧失追求神秘的好奇心,年轻肉体底下的灵魂必然是黑色的,衰老的。"他认为,"好奇心是我们活着的动力,在文学动力的驱使下,以愉悦的心情前行,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出一条自在的路。内心活得自在,是真正有福之人。"[30]

3.7   王一方:"文学大师也都是一些未挂牌的人类精神平衡师与心理疏导、治疗医师"

  王一方教授在其力著《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有专门一章《文学中的医学领悟》,集中表达了其长期思考所得的思想成果。

  他在书中分析了能够"直面痛苦与死亡"的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及其《随笔集》,解剖了持"医学妻子,文学情妇"论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的《第六病室》、《套中人》和《樱桃园》,推荐了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魔山》,评介了法国作家都德《磨坊书简》及其小说的"魔力",以自己为原型讲述"病人故事"的美国女性学人苏珊·桑塔格和在作品中无不诉说着"死亡体验"的美国专栏作家米奇,还有同样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人本主义文学家加缪等。这些在文学中有着深厚医学意蕴的被推荐作品,其"文学疗愈"价值是颇为鲜明的。

  他对于法国小说家都德(1840-1897年)这位在短暂一生中,竟饱尝了早年贫贱生活和壮年病痛生活的折磨的作家的分析,十分独到。他指出,都德是如何直面痛苦与死亡的:"疾病给都德带来了忧郁、痛苦和死亡的恐惧,也给都德的写作镀上一层人性洞察的机敏、伤感、焦虑和惆怅。他笔下的自然界的一切,总是那么灿烂、坦荡、恬恬静静、悠悠扬扬,乡民、小人物总是那么纯粹、坚韧、幽默、灵秀,他在写作中全然忘却了躯体的痛,抚平了心头的苦,把自然的质朴与旷达,生命的飘零与昂扬,人性的撕裂与坚守,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小说或童话)呈现给他的读者"。

  他还评价并呼吁说:"都德的小说是虚构的,想象是飞翔的,但它带给我们的感动是真实的,传递给我们的诗意是真实的,给心头的启悟是真实的,给我们灵魂的回响是真实的,字里行间的温暖、正直、纯粹和善良是真实的,这些都是无须怀疑的,读一点都德吧......[31]

  "读一点都德",那么,读他哪些作品呢?我们往往只读过他的《最后一课》,却忽视了应该进一步读他描写法国南方自然风光和生活习俗的《磨坊书简》,读他反映资本主义时代学校生活的《小东西》,以及旨在暴露和批判"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者"喜好夸口炫耀的"达达兰三部曲"等等,接受其作品中"淡淡的忧伤",欣赏其"徐徐的诗意"。

3.8  龙协涛:"无数女人......把巴尔扎克当成是惟一能诊断自己忧愁病的医生"

  北京大学教授龙协涛在《文学阅读学》一书中,曾举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年)创作的《女人的研究》、《三十岁的女人》、《家庭中的和平》等作品,是如何地‘被误解了的妻子"所接受,并引起当时法国妇人们的共鸣:"因结婚而幻灭,丈夫的冷淡和不关心造成她们终日郁郁寡欢,萎靡枯索,似乎患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疾病",当小说的主人公出现在她们的阅读视野里以后,这些女性读者"把她们当作自己,从这些角色的薄命中顾影自怜,沉溺于她们的忧乐悲欢......",以至于发生了心灵共鸣。

  他指出,一种奇异的阅读效果于是发生了--"无数女人都感到自己也是‘被误解的',把巴尔扎克当成是惟一能诊断自己忧愁病的医生,认为他的书就是专门写给自己看的"。[32]

3.9   贝克·哈克斯:"她沉浸在书中,以寻求书籍的力量"

  当代美国畅销书作家贝克·哈克斯在《阅读致富》第六章中,讲述了一个在车祸中丧夫的家庭主妇卡罗尔,如何在四十六岁时,为养活两个十来岁的孩子而被迫走向社会,上岗就业的故事。据作者介绍:"卡罗尔开始重建她破碎的生活......她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培训。她不断地和她的朋友或牧师谈话,并且经常去图书馆和书店。她沉浸在书中,以寻求书籍的力量,帮助她抵御时常向她袭来的洪水般的消极情绪--悲痛、愤怒、压抑、担心和消沉。"

  他列举了卡罗尔女士曾经读过的包括《逆境不再,强者永存》、《压力生存及管理指南》、《恐慌:它的本性和如何应付》和《作出改变:女性未来财务的设计指南》等在内的九本社会、人文科学书籍,是如何分别在"接受现实"、"应对压力"、"策略应对"和"退休金计划"等方面,帮助她走出心理阴影,规避心灵之劫,去拓展新的生活。这些书"生动地阐述了一个人如何通过读书来对付伤痛和改变现状",而它们的读者卡罗尔,则会"第一个告诉你,这里列出的任何一本书,都曾帮助她度过生命中最消沉的时光,让她充满希望、拥有信心、积极乐观,并且学到知识"。[33]

3.10   陈永国:"有益于健康、具有诊断和医治作用的文学,就必然是对民族的诊断和医治"

  陈永国在《文学与身体:为什么写作?》的文章中列举说:刘易士·卡罗尔由于善写小女孩的故事,被谴责为‘"恋童癖";福克纳、麦尔维尔和塞利纳被谴责为"种族主义者";亨利·米勒和威廉·塞沃德·巴罗斯被谴责为"厌恶女人的男人";普鲁斯特则是"壁橱里的同性恋者";卡夫卡则具有"单身汉的欲望"......,并随后指出,这些作家的"病态"或者说他们笔下所描写的种种病态,往往是他们自身的体验、自主的表达,因为他们所生活着的时代,"使他们看到了生活的悖谬,饱尝了存在的艰辛,体察到了人类自身命运的悲惨",因此,他们需要借助文学来作"激情的伦理呼喊",以自己的受难来达到"拯救和超验永生的境界",从而激发所有的读者"去理解世界,去履行个人在世的职责",而这正是"文学所要达到的对身体的救助",或许也正是作家们"写作的终极目的"。

 


文章来源:阅读推广委员会
关键词:内心和谐 文学好书榜 文学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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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地址:http://www.lib-read.org/book/skillshow.jsp?id=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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